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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長短相形」、「高下相傾」、「音聲相合」及「前後相隨」中除實質物體相對比較外,也可以引申譬喻為人們的相互比較,比誰是主角誰是配角,比薪水財富的多寡,比工作職位及社會地位的高低,比名氣的大小,比老婆比房子比車子,甚至比小孩的成績,似乎現代人什麼都可以比,這些種種的比較反而讓現代人激發過多的慾望,生活得越來越空虛寡歡,缺乏正向實質心靈層面的價值觀,汲汲營營的追求外在的虛榮,卻得不到心靈的解脫與快樂,殊不知這些無謂的比較讓人產生沮喪及焦慮,即使勝過對方帶來的也只是短暫且虛假的優越感,一時的長短與高低在生命的廣度及寬度中很快就被淹沒,不會留下任何紀錄與痕跡,一般人不會記得20年前台灣的首富是誰,也不會記得50年前奧運紀錄的保持人是誰,與其爭一時不如爭一世甚至萬世。

如果以有限的智慧跟見識,去批判眼前的事物或爭一時高下,無異是以管窺天如同坐井觀天之蛙,時間與空間是無限的,有其的寬廣度與縱深度,當人們執著於一個點,試圖以在有限的時間跟空間裡的所見所聞,去解釋時間跟空間裡的一切,是無法涵蓋其無限邊際的深度廣度,如同執著於「美醜」、「善惡」、「有無」、「難易」、「長短」、「高下」、「音聲」與「前後」,那就犯了後來佛家所言的「貪、嗔、癡」。所以在第一章李耳就提及「常無、欲以觀其妙。常有、欲以觀其徼」,經由觀其妙與徼以宏觀的角度跳脫出狹隘的觀點,才能體會「相生、相乘、相形、相傾、相和與相隨」的精隨所在,此章又苦口婆心的以相對性的事物,加強我們對「名,可名,非常名」的體認,所有一切物質界的萬物一但有了形體,其存在於相對無限的時間軸裡,只是一個點,不可能永恆存在,必定隨時間而產生改變,依某種規律更迭循環不斷演化,最終勢必回到最初的原點。

能通達玄德的聖人,其行事作為趨近於自然之道,保有混沌無名所具有的樸質本性,故能無限延展自我傳遞,自然而然的審時度勢,不以成就虛名或自我利益為指歸,不做沽名釣譽逞能之事,當大我賦予階段性任務完成之時,能懂得適時急流勇退,不讓自己眷戀某一角色權勢而無法抽離,亦不因貪逐小我某種地位及利益而使自身專化、特化、所有化。反觀人們常常為了有所為而作為,鑑於此李耳才提出無為而為來諄教世人。「行不言之教」為的是避免淪落入世俗的批判,「言」即依名作判,仗名立言,具體表現對美醜、惡善的評判,對事物特性的斷言,以及對事物演變結果的預測等,「名」的遷延不居使李耳覺得仗名立言不可靠,故有「不言」之說,亦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,堅守中道以身作則,亦鑒於統治者常常利用權威扶植「唯一真理」來說教,進而合理化君權神授鞏固集中政權,而宗教往往利用人們的迷信,總是借助「預言」而欺世盜名,李耳的「不言之教」自有其產生的背景。

李耳於最後繼以太陽為例,言:「萬物作焉而不辭,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」,讚揚其億萬年來發光發熱從不間斷,與地球的自轉公轉形成日夜與四季循環不已,天地萬物才能有所依循賴以生存,世代繁衍演化生生不息,太陽造就萬物生命日復一日不辭其勞,不將萬物占為己有,亦不仗恃功勞而始終如一。藉此說明成大道者要有面對各種可能及挑戰的大無畏之心,不逃避畏縮勇於承擔,不執戀於任何地位虛名、利祿權貴,不仗恃自我成就而傲慢不拘藐視他人,當有所「自有」及「自恃」就容易自滿自傲,盈慢而失去虛懷謙心,而滿盈自大是走向衰敗的開始,故不有及不恃就是不居,才能保持初衷榮辱不驚。身為「柱下史」之職的李耳,經歷過殷商的滅亡,以及周朝文、武王的崛起,對於各諸侯擁兵自重內心隱畮的權謀亦也洞悉底蘊。在西周初建之際,武王施行封建制度大封諸侯,李耳言「有無相生,難易相成,長短相較,高下相傾」等語,直指當時因封地問題,各諸候間的比較與相爭之心,慢慢發酵油然而生。並以暗喻的方式來告誡有野心之諸侯們,莫為一己之私,而有欲圖謀竊天下之心,成王雖然年幼,但歷史上終將書其功咎之果。因此,李耳也奉誡輔政者,學習天地之道依循自然而行,以無為不爭之心,儘心地輔佐周成王,凡事皆以天下蒼生百姓為重。既然天下已為姬家王室所治,莫須懷有分別心、比較心及執著心,唯有以民為天,方是萬世久存之道。

世人皆渴望追求美好的事物,如同浪漫的情節、好聽的音樂、悅目的風景及簡易的事項等等,但其實這些所謂完美的定義,往往出自於世俗之人依據自我的眼光、喜好與需要所做的評斷,其中夾雜著私人情愫與慾望。我們自幼即被教育著要懷有感恩之心、要及時行善,然而現在放眼周邊,許多個人及宗教團體假借行善之舉,違背良心只貪求虛名聚斂財物,導致眾人對於宗教的信仰產生了懷疑及排斥的心理。行善成了僞善,善的義舉就變成了一種行惡的工具。種種亂象肇因以現代心理學觀點而言,是人們生存於資本社會中,為滿足心理需求符合自認為的社會期待,而自圓其說積非成是的價值觀,在悖離自然之道的資本主義社會框架基礎上,每個人盲目的接受似是而非的真理,貪逐扭曲後的縱情物慾快感,徒增心靈的腐敗、空虛與焦慮,造成文明病諸如憂鬱症、躁鬱症、恐慌症、強迫症等的爆發潮。

此章所言相對性的抽象觀點或事物,往往是一體兩面相生相剋,皆伴隨在宇宙萬物間裡,影響著所有的人、事、物,無所不在持續不斷。世人若總是站在天秤的兩端評定事物,容易產生有熟重、熟輕之差別,因此常會失去超然的判斷與準則。道德經第二章開宗明義即說,因為分別心、比較心與執著心,所造成的不平等與對立感,是世上多數爭端的肇因,這些從古至今許多的紛擾,不外乎源自於喜好、是非、善惡、權力、名利與慾望所引起,人心不明是因過分執著而受到矇蔽。上位者若能客觀、超然,去除個人的好惡與喜怒,下者必敬而從之,相關是非、衝突及爭亂何由而生?能超然地觀察與看待人間事,明白事理之分際,方能知其能而取其全。

如有智善為道之人,對這些相較之言不予為意,秉持超脫之心,不為一己功利而影響處世做事做人的判斷,以自身做為榜樣自立標竿,做為世人的典範。就如太陽月亮般的天道運行,依順自然之道,不造做的以身做則,便是比高喊治國口號來的有效行,無需暢談何者大道理來說服子民,子民便得以默化遵循。這即是受者不知、施者不居之理。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中,每個人都能以宏觀客觀的態度,去看待美醜,世上就沒有美醜的人事物,就不會引發人們的爭奪之心。科技昌盛的今日,對於不同種族、國家、文化與族群,應存尊重及包容彼此的態度。對於不同的意見、言論、思想與學說,亦應抛開自我的主觀而尊重彼此。若為一己之私,自居其功而無法尊重他人,則終將自損。放下自身的利害關係及個人喜惡,超然的以平常心去面對一切事務與善惡,就不會有戰亂之源。不落於世俗的批判與比較就能免於是是非非。能勇於承擔應負的責任,不眷戀世俗的名利地位,不爭功諉過,公眾事務及公共政策自然能順利推動。在位者若以身作則,人民自然如風行草偃的效法,倘若每個人都可以不戀位不居功,那所追求的大我目標就能永遠存在,國家族群因而能長治久安。本章在隱喻上位者,應為天下事身先出,常懷善天下之念而不忘,不功、不名乃器者之容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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